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先生在他的寓所与世长辞。这个噩耗惊动了无数的中国人，在上海，敬仰他的民众络绎不绝地参加到治丧的活动中，他的葬礼成了汇合民众呼声的海洋。
鲁迅先生去世前就留下了遗嘱，不过与他人遗嘱不同的是，鲁迅将遗嘱发表在1936年9月5日的《中流》第二期上，文章名为《死》。此时，距离先生辞世还有一个半月时间。
他在文章中写道：
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。我只想到过写遗嘱，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，富有千万，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，现在却谁也不提起。但是，我也留下一张罢。当时好像很想了一些，都是写给亲属的，其中有的是：
一、不得因为丧事，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。——但老朋友的，不在此例。
二、赶快收敛，埋掉，拉倒。
三、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。
四、忘记我，管自己生活。——倘不，那就真是胡涂虫。
五、孩子长大，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情过活，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
六、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，不可当真。
七、损着别人的牙眼，却反对报复，主张宽容的人，万勿和他接近。
此外自然还有，现在忘记了。只还记得在发热时，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，往往有一种礼仪，是请别人宽恕，自己也宽恕了别人。我的怨敌可谓多矣，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，怎么回答呢?我想了一想，决定的是：让他们怨恨去，我也一个都不宽恕。(摘自鲁迅《死》)
这简简单单的遗嘱，足以证明鲁迅先生的思想，可以看到，虽然已经身患重病的他依然锋芒毕露，充满着战斗力。但人们对这七点遗嘱的解读却充满着争论，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难解读的文字，也有人说世人并没有真正尊重先生的遗愿。
鲁迅先生去世后，他的第二任妻子许广平首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鲁迅先生的弟子胡风，由胡风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，紧接着宋庆龄、冯雪峰等人都来吊唁。
经过许广平与这几人商量，初步拟定了治丧委员会的8人名单，分别是：蔡元培、马相伯、宋庆龄、内山完造、史沫特莱、沈钧儒、茅盾、萧三。
随后，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(今山阴路)大陆新村九号的寓所，发表了鲁迅先生讣告:
鲁迅(周树人)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，享年五十六岁，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，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，依先生的遗言，“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”，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，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，谨此讣闻。
据了解，该讣告曾刊登于上海中文和日文的报纸上。
19日下午，鲁迅先生的遗体被转移到了胶州路万国殡仪馆。
20日上午，在殡仪馆举行悼念仪式，灵堂设置在正门的大厅。由于悼念者很多，临时成立了“治丧办事处”，担任丧事的内外事务，维持秩序。
20日当天前来瞻仰鲁迅先生遗容的有4462人，外加46个团体。21日来悼念的有2857人，团体68个。21日下午举行了“小殓”仪式，即把鲁迅先生的遗体安放到灵柩里，从此只能从那棺罩的玻璃外面瞻仰半身的遗容。22日下午举行了“启灵祭”仪式，共有30余人参加，在最后的行礼瞻吊后，盖上了外层的大盖，自此以后，世人便与鲁迅先生的面容永远隔绝。
从10月19日至22日安葬，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以及伴送至万国公墓参与葬礼者，前后多至数万人。行列在前面的是欧阳山、蒋牧良，两人分左右执撑着“鲁迅先生殡仪”一幅白布制的特大的横额，别人也来交替地与他们换手。
送葬当天，由于参与的群众非常多，所以在队伍的前面走了半天，鲁迅先生的灵柩才由灵堂里抬出来。
鲁迅的棺材是人们一路抬着走的，为鲁迅抬棺的共有16人：胡风、巴金、黄源、鹿地亘、黎烈文、孟十还、靳以、张天翼、吴朗西、陈白尘、肖乾、聂绀弩、欧阳山、周文、曹白、萧军。
在灵车之前是一幅巨大的先生画像，是画家司徒乔的手笔。当时在沪西一带，到处都是低着头，沉着脸，衣袖上缠着黑纱的男女青年。他们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，一队队排列在马路上，唱着挽歌，感情激昂到顶点。
在租界区域内，工部局（市政委员会）为了维持秩序，派了一队印度骑巡队来“保护”。而行到了中国界的虹桥路，便由全副武装的黑衣白绑腿的中国警察接替了。
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大约有十多里路，没有送丧的车队，年长的、尊贵的都一律步行跟随，有蔡元培、宋庆龄、沈钧儒、章乃器、李公朴、胡愈之、王造时等。年幼的小学生也加入步行送葬鲁迅先生。
蔡元培主持了在万国公墓举行的葬仪，宋庆龄、邹韬奋、萧军、内山完造等讲话，胡愈之致哀词。在哀乐声中，由宋庆龄、沈钧儒将一面白绸的绣着“民族魂”的旗子，覆盖在灵柩上。
送葬队伍一直跟随到上海万国公墓（1984年万国公墓改为宋庆龄陵园，其名人墓区与外国人墓区对外仍称万国公墓），直到灵柩下葬，仍是众人亲自动手，将先生的灵柩放入墓穴中。
关于鲁迅先生的葬礼，叶圣陶在《相濡以沫》一文中写道：
“各界的人不经邀约，不凭通知，各自跑来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，表示钦敬和志愿追随的心情。一个个自动组合的队伍，擎起写着标语的旗子或者横幅，唱着当时流行的抗敌歌曲或者临时急就的歌曲，从上海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墓地，大家动手铲土，把盖上‘民族魂’的旗的鲁迅先生的棺材埋妥。这样的事，上海从未有过，全中国从未有过了。”